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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溪水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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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雪溪水者,好为人师之老董也,其名不详.曾以老董为博客名,然网上一搜,以老董自称者居然狂多,故易名为雪溪水.今而后雪溪水乃为老董之专名矣,网上诸君请勿窃用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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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年前,我的高考  

2007-05-22 14:12:4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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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我已记不清自己在少年时代是否做过上大学的梦,现在想来,一个20世纪50年代出生且又生长于极为偏僻的山村里的孩子,即使做了,也会因梦境过于虚幻而不会在记忆中留下什么痕迹的。

    当我稀里糊涂地“读”完四年文革期间的中学回家务农时,我也没敢做上大学的梦。虽然那时经常有人被推荐上大学,但这种推荐是与我无缘的。因为我父亲虽然是贫农,而我外祖父却是地主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,这就注定了我的命运。当时公社的文干,看我表现不错,曾在一次推荐中提过我的名,但第二天,公社门口便贴出了一张大字报,给我加上了这么一个“头衔”——“地主的女儿的儿子”,“地主的女儿的儿子”难道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吗?

    1977年下半年,一位同学给我来信说,政府已决定恢复大学招生考试,希望我作好应考的准备。我十分感谢这位同学的关心,但我的内心对此却颇为怀疑:我这样一个“地主的女儿的儿子”,也会得到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吗?因此,当报名的日子来临时,我一直犹豫着,最后是在亲友们的再三劝说下,才终于去报了名的。

    我带着满腹疑虑参加了随之而来的两次考试:第一次是预试,县里组织的,只考语数两门,成绩实在太差的就被淘汰;第二次就是省里组织的——1977年的高考是由各省市区自行组织的——正式考试。正式考试后不久,我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贴于公社门口的一张纸上。不过这次是出现在“喜报”上,用的大红纸张,我的姓名前所冠的是“大学”两个字。它向人们表明的是我已通过大学招生的文化考试,而通过这项考试的,整个公社里就我一人。

    许多关心我的人都向我贺喜,祝贺我将要迈进大学的门槛了。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我的疑虑,更何况那“喜报”上的红颜色尚未在日晒雨淋中消退时,就又传来了这么一个信息:村里的一个“热心”人,特意路远迢迢地跑到县城,向有关单位“揭发”了我的“社会关系” ——“地主的女儿的儿子”。其实,这“热心”是多余的,因为我在填政审表格时,并没有隐瞒我外祖父是地主这一“社会关系”。但当时的我,也很能理解这种“热心”,因为这是当时那个特殊时代里的社会群体心态的一种正常反应。

    我在疑虑着,也等待着。冬去春来,农村里的中小学都开学了,而我却没有等待到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。看来我的疑虑毕竟还是成了事实:我那“社会关系”终于还是把我挡在了大学的门槛之外了。不过,大概因为曾被大学预取之故吧,我有幸被选派到一所办在山上的“五七”高中里任教了。19783月初的一个下午,我正带着一批学生在山上的茶园里劳动,公社里的邮递员找到了我,向我递来一封信,说是部队里寄来的挂号信。我以为那是我在部队服役的堂弟写来的,因此签名接信后就直接拆开了信封。但是信里的内容却让我怔住了:我看不懂这封“部队来的信”!我把信封看了又看,但信封上的发信单位却在我的眼光下颤抖起来,模糊起来。当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手中的这封信,不是从部队里寄来的,而是浙江师范学院寄给我的录取通知书时,我的眼泪便簌簌地流了下来!——时隔30年后的今天,一想起这一接通知书时的情景,我的眼眶里仍然会湿润起来!

    近年来,社会各界都在呼吁改革现行的高考制度,我欢迎改革。但我希望,不管怎样改革,都要能为每个考生提供一个参加公平竞争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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